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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博物館最近舉辦了“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流失文物回歸展”，有兩件非常著名的巨跡――東晉王的《伯遠帖》和唐代韓甑摹段迮Ｍ肌罰10月17日前展出真跡）。這次展出有點遺憾，畫作后面沒有打開。如果是長柜子的話，就可以看到后面趙孟/的三段題跋、乾隆的五處題跋，由此可以看到它的歷史。唐代的畫都不署名，也不蓋章，所以鑒定真假就是很重要的工作。上世紀50年代《五牛圖》剛在香港露面的時候，周恩來就指示當時的文化部一定得派人去，首先看看這張畫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們再想辦法買回來，過程非常復雜。最終，這幅真跡終于回到了我們的國家博物館。
之前，還有兩張畫也號稱是《五牛圖》，一張在日本，一張可能在江南，都聲稱是原本的《五牛圖》，這就需要鑒定。有段時間日本人開始寫文章，說日本的這張是唐代的，故宮的那張是后來的仿制品。前幾年又冒出一張民間的收藏，說上面有宋徽宗的題，這才是真的。面對任何文物，我們都應該弄清楚真偽問題。其實這個對專業人士來說并不太難，你只要好好看看那個畫，知道唐代風格是什么樣子的，唐代應該畫出什么畫，就清楚了。像日本的那張畫，細細軟軟的，線條也細細的，一看就是宋元時期的風格。無錫的那張，一看就是明代以后仿制的，而宋徽宗的題，仿都不是仿，那直接就是偽作了。
有一次，一位做收藏的老兄，拿來一張假的《八十七神仙卷》找我，當然他沒有說是假的，因為他堅持認為是真的。那張畫很長，他說是在內蒙古的一個佛塔上拿下來的，是遼代的。我問這張畫有什么特點，他說有題記，這下我很興奮。因為《八十七神仙卷》和《朝元仙仗圖》長得都很相似，就是上面沒有題記，尤其沒有作者題記。而且，他說題記是契丹文字，讀不懂。我有點興趣，請他把畫拿過來看看。我也不懂契丹文，不過沒關系，在北大，懂契丹文的專家大有人在。我就請歷史系的一位遼史專家來讀，他讀了以后，說這段文字里的大字和小字是混亂的，不是一種合規則的寫法。
這樣一來，我心里就有數了，這段題記很可能是從其他契丹文字抄來拼湊的。但是我沒有揭穿。后來，這位老兄又到我辦公室來，我說：“這幅畫前面有幾個大字，這幾個大字是什么意思，你找人讀了沒？”他回答說找契丹文的專家讀了，意思是“八十七神仙卷”。我一聽，就知道這畫百分之百是假的，因為“八十七神仙卷”是1937年徐悲鴻起的名字。在這之前，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張畫叫作“八十七神仙卷”。當時，徐悲鴻數了畫上的人是87位，就給自己收藏的這幅畫起了“八十七神仙卷”這個名字。
不過,在書畫鑒藏領域，真和假不是黑和白的關系，很多畫是“灰色”的，不好說真和假。什么意思呢？真和假是相對而言的概念，很難用來評定畫。舉個例子，首都博物館在地下的開發空間栽了一些竹子，日子長了就會變黃。為了好看，就刷上了綠油漆，竹葉也只能用假的。那么這個竹子是真還是假？竹竿本身百分之百是竹子的材料，那就是真的。可是上面刷油漆，竹葉也不對，看起來像真的，又不是真的。這個時候，真和假這對概念就不夠用了。
去年年底，蘇軾《枯木竹石圖》以4.636億港幣的“天價”成交，但是，這幅畫也存在同樣的“真假”問題。到現在，學術界都很糾結，因為這幅畫上面很多的題跋都有問題。所以，有時候拍賣依據的不是真和假的概念，而是商業邏輯。商業邏輯是什么呢？我買了之后全世界都知道，再過幾年，我再賣的時候一定會漲價，這就是商業邏輯，不是真假邏輯。當年有一個老板托人請我去香港幫他看《枯木竹石圖》，我拒絕了，因為我不是蘇軾的專家，而且這位老板其實就是想買這幅畫，希望我得出該買的結論。我說，我得不出你想要的結論，這個事情做不成。
書畫鑒定的真和假的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就像法官在法院里斷案一樣，但有時候真的沒有這么簡單。再假設一個例子吧，比如徐悲鴻畫了一張畫，誰都不知道，他送人了，由于匆忙沒有蓋章。后來，持有畫的那個人去世了，孩子沒把這張畫當回事，結果就流出去了。家里老人說是徐悲鴻送的，那當然是徐悲鴻送的，可是上面沒有徐悲鴻的題款和印章，他們就想辦法把它弄得像徐悲鴻的，所以他們會找一個印章，模仿徐悲鴻的題記“悲鴻某年某月畫”。然后書畫鑒定家來了，專家一看題跋是假的，印章是假的，這張畫就不去說了。
書畫里面就是這個問題，印章假，題跋假，可是畫不一定假。也有可能，真的印章和題跋被移到假畫上，然后被裱到一起了。很多的畫上面可能有幾十個印，有的真、有的假，題跋也是這樣的問題。所以說，有時候書畫文物鑒定不是那么很簡單，說真假就完了。這里面非常復雜，真假只是兩端而已，大部分是在中間狀態。再如徐悲鴻的收藏，他收藏有許多宋元明清繪畫，但是他有個習慣，覺得不好的畫、未畫完的畫，他就要親自動手改動或添加。這樣的畫就是“古今合作”了。“真偽”的概念更不夠用。
（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