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虎
近日，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在媒體刊文，以山東萊蕪劉家村為例，披露了正在該省廣大農村強力推進的“合村并居”工程，已經發生強拆村落、導致農民流離失所，被迫在田間地頭搭建窩棚蝸居等亂象。而在官方文件里，這本是準備“打造齊魯樣本”的鄉村振興戰略。
不只是呂德文一人撰文，在武大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公號上，農村研究學者集中刊發了一批文章，從合村并居的合法性、執行的程序、野蠻強拆導致的惡果等諸多方面，批評了山東這場“圈地運動”程序上違法，手段上悖德，結果上傷害農民。
農民被拆之后臨時搭建的住房 來源：南風窗
施行振興鄉村戰略當然是可以的，問題是通過強拆來鏟除村落，是用一種看似正當的目標來掩蓋變樣走形的非法手段。振興鄉村的模式有許多種，需要謹慎、復雜的三農改革，對施政能力是個挑戰。山東用強拆村莊，驅趕農民上樓的辦法獲得農民土地，置換建設用地，體現的仍是對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
合村并居也不是不能搞，但像山東這樣搞一刀切，搞成急就章的強拆運動，就明顯變味。對于那些城鎮化水平較高地區的農村，比如珠三角、長三角等地，農民的生產生活高度城市化，在充分自愿的基礎上，引入商業模式，妥善安排合村并居是可行的，但純粹為了圈地，儲備政府用地，代替農民做選擇就會百病叢生。
山東萊蕪等地搞的合村并居，實際情況是它們都不是城鎮化有效輻射的村莊，農民對集中小區式居住有疑慮，政府許諾的小區沒有建設，而且置換樓房的差價要農民自己補足，更何況，集中居住后仍要回村里種地做農活。對農民來說，合村并居代價高昂，成了瞎折騰。
農民自己搭建的窩棚 來源：南風窗
有許多聲音是贊成鄉村土地流轉，甚至贊成農民宅基地自由交易和流通，但所有這些看似為農民著想的觀點都離不開農民的自愿選擇、政府的中立促進。這是農民宅基地與房屋所有權的特性使然，目前為止，它們受到法律絕對保護，村民集體大會只能討論“如何建”的問題，無權回收宅基地和征收房屋。
像山東這樣，以“多數村民同意”為借口，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強拆那些拒絕交出宅基地和房屋的農戶，一開始就是違法行政。而據呂德文披露的情況，許多簽字同意的村民是被逼同意，不簽字的話那些在政府任職的親戚就會遭殃。可見，山東合村并居的強拆含量遠遠高于其對外宣稱“振興鄉村”的美好目標。
山東強拆村莊已經造成實際的惡果，大量失去家園的農民只能居住在田間地頭的棚屋，未來他們如果接受集中居住，還要為此承擔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的債務。合村并居從政府一個美好的口號，實實在在變成農民的噩夢。而通過圈地拿到賣地指標的政府，似乎是唯一的贏家，不管身后驟然生活無靠的返貧農民。
重申一遍，三農問題非常復雜，正因為復雜就需要多樣的應對之策。城鎮化程度高的地方，比如大都市的城中村，合村并居完全沒問題，村民舉雙手贊成。但對平原腹地、遠離城鎮的村莊搞合村并居，除了掠奪農民土地，將鄉村文化連根拔起，人為制造失地農民之外并無益處，山東這樣過激的圈地運動應該緊急叫停，防止傷農更深。
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南湖鎮弓山村新村 來源：南風窗
假如把強拆村落、消滅村落作為所謂的“齊魯樣本”，只知道歡喜雀躍于可賣土地的增加，而無視流離失所、未來堪憂的大批農民，這樣的“鄉村振興”就走到反動的一面，行政冒進可能制造“鄉村衰敗”和“鄉村死亡”。在農民工就業本就困難的情況下，再去剝奪農民的生存之本，很可能埋下更大的社會隱患。
總之，鄉村自治是寫進憲法的，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得到《物權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法律明文保護。像山東這樣曲解憲法和法律，用“鄉村振興戰略”為強拆村莊的違法行政打掩護，政策性地制造失地農民，行政性地增加脫貧難度，如此大面積地“圈地運動”必須及時糾偏，其他省份更應該引以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