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龍芯總裁胡偉武回憶2009年決定帶領整個龍芯課題組團隊脫離計算所編制創立公司，留下這樣一句感慨。
“龍芯之父”胡偉武
到2009年，立項八年的龍芯課題組在科研領域可謂是碩果累累，無論是國際頂級會議，還是SPEC跑分，都創造了多個第一。2009年，美國著名雜志《連線》圍繞龍芯刊登了一篇題為《人民的處理器》的報道，將龍芯的成果視為中美核心競爭焦點。
龍芯團隊則陷入了焦慮，中國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作為一個科研團隊，龍芯在中科院已經做得很好了，要想再更進一步，就必須投身產業界，將龍芯的技術傳遞到整個計算機行業中。作為戰略級商品，要建立一套有別于Wintel的技術體系的國產處理器生態，龍芯團隊也必須放下科研團隊的“清高”，積極投身行業，在產業規模應用中錘煉出真正的產品，而非一篇篇漂亮的頂會論文。
辦企業和做研究不一樣，即使嘔心瀝血，也是九死一生，因此一定要專心。做產品和寫論文不一樣，一項指標突出，就能支撐一篇佳作，而產品的一項指標有短板，就可能成為廢品。為了龍芯的產業化，很多技術骨干都毅然放棄中科院的事業編制，辭職到龍芯公司。
在當時，似乎計算機科研和計算機產業還是兩條平行的路，非此即彼。工程院院士是工程科研領域的最高峰，龍芯為了產業化，就像一個過客，給最高峰匆匆一瞥，繼續在產業化的道路上踽踽獨行。支持龍芯產業化的，正是2019年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獲得者孫凝暉院士。
今之視昔，龍芯的決絕看來是正確的。留在中科院計算所，可能會出一個院士，但是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在計算機核心領域的偉大企業。龍芯用了二十年時間，剛剛摸到了AMD的zen1腳指頭，在產業化的道路上還需要走得更快、更遠。
院士是最高峰，有人揮手告別大步狂奔，有人在高峰上迷失中國工程院院士頭銜是工程科研領域的最高峰，有人揮手告別大步狂奔，有人在這座高峰上迷失。
2009年是中星微創始人鄧中翰回國創業的第十個年頭，正是在這一年，鄧中翰憑借“星光”系列數字多媒體芯片的成果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伴隨工程院院士名譽接踵而來的，是背負著中國芯未來的沉重包袱。
到2009年，中星微成立已有十年，卻只有三年做到了盈利。虧損原因很復雜，簡而言之，中星微的預估市場不足以支撐自己的宏偉目標。數字多媒體芯片當時并非主流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應用領域僅限于攝像頭，而這塊市場規模太小，每年全球需求不超過3億美元，作為產業鏈的邊緣端受到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也更大。
2009年正是計算設備移動化的開端，“山寨機”成為移動設備市場爆發的起點，到今天，無論是iPhone還是華為，都將拍照作為手機的核心賣點。
突然冒出的移動市場本應成為中星微的翻盤點，但當時一家名不經傳的臺灣企業聯發科如一頭野驢，頂碎了中星微的移動市場。
中星微錯過了如今火熱的移動市場
工程院院士的光環影響了中星微掌舵人鄧中翰院士的判斷，在鄧中翰看來，正是因為聯發科的芯片技術不足以進入主流手機廠商，所以才走了一條山寨之路。
“問題是，誰知道那家山寨手機廠明天還存不存在？”對于聯發科模式的成功，出身海外名門的鄧中翰在骨子里似乎有著一絲不屑，他一直堅持認為，聯發科的山寨模式挺不了多久。
中星微的員工曾回憶，鄧中翰從來不見客戶。在他自述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頭的是技術開發，然后是投資者關系、政府關系和日常管理。
在鄧中翰迷失在院士的高峰時，競爭對手已經摸上來。在同一時間，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幾乎駐扎在深圳，聯發科在深圳直接設立了子公司為聯想、TCL這些大廠提供貼身的技術支持服務。
2016年，中星微離開了納斯達克，也放棄了規模估值高達千億美金的移動設備市場。
中國需要怎樣的工程院院士？中國需要怎樣的工程院院士？這個問題在每一年公布增選結果之時都會產生廣泛的討論。圍繞院士這座高峰，中國工程院自己也在反思，如何正確引導產業，助力中國計算機產業的整體發展。
回到設立工程院院士的初心，工程院院士和科學院院士一樣，都是一種終身的學術榮譽稱號。區別在于，工程院院士更看重工程科技競爭力。
中國工程院1994年成立，目的不僅限于增加一個光環，還要實現中國工程技術界最高水平的橫向整合。
在計算機領域，工程技術科學必然是伴隨著產業技術發展的。以云計算為例，業務系統一次構建處處部署的瘋狂想法緣起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象牙塔內，產品化的落地被面向用戶業務領域的藍色巨人IBM完成，經過了VMware、微軟、甲骨文等先行者的修補，走過了專用大型機、定制化業務軟件的彎路，最終擁有數十億普通用戶的阿里巴巴和亞馬遜同時接過了這場長征的旗幟。計算機領域從理論到實踐的路一定是由企業帶領的產業界走完的，而工程院院士在企業帶領的計算機領域飛躍過程中是缺位的。
針對產業發展和院士評選不同步的情況，由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領導小組牽頭，2014年中國工程院完成了大刀闊斧的院士制度改革。
去行政化和去利益化，是掃清產業界與院士制度會師障礙的關鍵。葉大年院士對此有過評價：“以前部委、地方、企業推薦的候選人占了相當比例，摻雜的行政意志、各種利益比較多。”
院士評選制度改革后，院士候選人只由院士和學術團體推薦，學部主席團根據學產業展需要設立候選人特別推薦小組。這樣就減少了行政力量對院士選舉管理的干預和介入，剝離過多功利的考量，僅從產業發展的角度思考如何樹立楷模推動產業進步。
王堅需要院士，還是院士需要王堅？在中國工程院完成院士制度改革的同一時間，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在上市故事中，阿里巴巴一再強調的核心業務之一是“云”和大數據，業務戰略是“云+端”。這個基于“云”的宏大敘事，正是始于六年前王堅掀起的內部技術革命。
王堅帶領阿里云的新一代中國技術人用六年時間在云計算趟出一條路，國內云計算熱潮興起。在阿里巴巴上市前夕，以阿里云為中心成為了中國云計算的轉折點。UCloud和七牛云等第三方云計算企業成立，騰訊開放平臺在2013年對生態企業開放，AWS高調入華。
王堅是幸運的，在院士評選制度改革后，作為引領云計算產業領域發展的旗手，獲得了工程技術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在王堅的堅持下，阿里巴巴沒有顧及整個行業對于云計算前景的懷疑。云計算概念草創，中國的IT巨頭還將之視為“舊瓶新酒”時，王堅已經帶領阿里云團隊為了追求更高云計算性能夙興夜寐。在國內廠商還沉浸在國外軟硬件方案的溫柔鄉時，王堅帶領的阿里云團隊領先亞馬遜AWS團隊兩年，完成了去“IOE”的國產軟硬件替換壯舉。
王堅的幸運在于生逢其時，沒有遭遇前一代中國技術人面對產業與科研對立的痛苦。中國工程院對于院士制度的反思與改革，讓以王堅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技術人得以純粹從產業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保證了對于技術方向前瞻的精準判斷不會因為院士光環而迷失。同時，工程院院士也是對王堅領導下的阿里巴巴技術團隊身體力行的堅守精神的嘉獎。
中國技術需要院士帶領。這一次，王堅站在了計算機產業和計算機科學交匯的坦途，中國未來的計算機產業將沿著這條坦途躍進，更多企業技術專家將跟隨著王堅的道路，引領中國技術深入商業系統的每一個觸角，把這條路走得更寬闊、更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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